什么是破产法？
什么是破产法？
是以民事诉讼程序处理商事经营体（企业法人）破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最佳答案 - 由提问者2007-01-04 20:54:55选出
长久以来，中国一直还没有一部象样的现代破产法。在改革开放前，当时恐怕是觉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破产法；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于1986年12月2日通过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以下简称“86年破产法”）。86年破产法无论在立法本身还是司法实践上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在立法上属于“先天不足”，由于受到当时认识和“双轨制”经济条件的限制，这部法律只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所以虽然名为“企业破产法”，实际上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破产法”；在实践中则属于“试而不行”，由于缺乏社会保障制度等各种有效的社会配套机制，执行起来比较困难，除了一些试点案例以外，可以说并没有真正在经济生活中得以施行，90年代以来的国有企业破产案件，与其说是按照破产法来处理的，还不如说是靠各种政府部门规章政策来处理的。国家对这种情况也有所意识，因此从1994年就开始着手起草新的破产法，但由于国有企业改制以及经济形势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新破产法一直未能出台，结果86年破产法就只好一直“试行”到现在。
最近，出台新破产法以取代86年破产法的呼声越来越高，相关报道也多了起来。据一位参与新破产法立法工作的学者称，目前破产法的修改已经是最后一稿，如果通过人大的审议，可能不久就能出台。而另有一些报道也说，参与人大财经委员会召开的相关立法研讨会的学者专家们也一致认为，新破产法出台的时机已经成熟。仅从媒体报道上的有限介绍来看，新的破产法将比86年破产法有很大进步，它既考虑到了国情（例如授权国务院对国有企业的破产来进行特别规定），也反映了“国际破产法流行的趋势”（例如吸收了发达国家诸如重组制度、破产管理人制度等先进制度），是一部又能适应我国市场经济情况又能与国际上通行的法律接轨的现代破产法。看来，新破产法出台前的造势工作已经开始了。
因为没有能看到新破产法的草案，不好对草案本身发表什么意见。不过，出台新破产法的时机到底已经成熟了没有？这倒是一个可以也是应该进行讨论的问题。
所谓破产，其实就是对经济生活进行“去腐再生”的一种法律制度,其目的是促进和维持社会经济活动不断新陈代谢、循环流转。在市场经济生活中，各种资源要素不断进行生产－交换－消费－再生产的循环流转，而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对各种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在这种循环流转的过程中，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无论是企业法人还是自然人都可能因为人为或非人为的原因而发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由于现代市场经济是以资本流通为轴心带动整个资源配置过程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让已经无能力及时清偿债务的经济主体参加经济流转过程，就会影响到其他市场主体的正常经济活动，甚至给整个经济的健康流转带来妨碍。打个比方，这就好象要是让一辆已经熄火的车继续留在高速公路上而不是把它拉下路去，不仅会妨碍到其他正常行驶的车辆，而且会给整个路上的交通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就需要破产法来对那些已经“熄火”（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法人或者自然人进行破产，将他们从经济流转的“高速公路”上拉出去。在这些被拉下路来的法人或自然人中，有些可能是因为汽油告罄而熄火，加上油就能继续上路了；有些可能是需要进修理厂进行维修了；还有些可能是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只能进废车厂准备作为废铁回炉了。因此，破产法就需要设计重整、和解和破产清算等不同的具体制度来处理各种不同的情况。
我们知道，各种市场经济主体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过程中，其实都相当于是一个汇集了资本、劳力和产品等经济要素的经济细胞。对那些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经济细胞进行破产处理的时候，无论是直接进行清算，还是选择重整，都必然会涉及到原有经济细胞内的各种经济要素的重新组合安排。在直接清算的情况下，原有经济细胞被分解，劳力、资本和产品等经济要素被释放出来重新进入市场；在进行重整的过程中，原有经济细胞内的经济要素也需要与外部的经济要素通过市场进行交换组合。因此，破产必需依赖外部的市场机制才能够完成。在一个经济环境中，要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自由流通的就业和再就业市场，没有一个存在有效约束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制度，甚至没有一个统一的商品市场，那么破产过程中必需的经济要素的重组安排就很难完成，而这种情况下的破产就没有什么真正的经济意义。
这也就是说，破产法必须与其他相关的市场经济制度配套才有可能得以实施并发挥其作用，否则只能是纸上谈兵。其实，对大多数法律来说，通常都是纯粹的立法技术问题好解决，而实际实施的问题难解决，破产法也是如此。在世界范围内，破产法的理论和立法技术都已经比较成熟，有相当多的范例可供参考。中国最大的特色问题就是国有企业的破产，但根据媒体对身为立法小组成员的某位教授的采访，据说新破产法草案考虑到了国情状况，对国有企业的破产，授权国务院来特别规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把国企破产这个最大的难题绕了过去，立法技术上也就更不成问题了。依我看，新破产法出台的时机成熟了与否，关键不是看立法技术成熟了没有，而是要看实施条件成熟了没有。
缺乏必要的配套市场经济制度，这也正是86年破产法实施不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全国性的统一商品市场还刚刚形成，劳力市场和金融市场基本上还停留在原有的计划经济模式下，因此企业破产之后所释放出来的经济要素无法通过市场进行有效的重新配置组合，而只能靠政府包下来统筹安排，但这种办法对少数试点还行，大面积推广就很难行得通。那么，现在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下面，就让我们对商品、劳力和金融这三个直接关系到破产法能否成功实施的方面逐一进行考察。
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环境较86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初步建立。在商品交换流通方面，虽然还存在一些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但全国性的统一商品交换市场已经确立，以《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为核心的商品交易法律体系已经建立，因此说破产企业或个人的存货、设备及其他物品重新进入市场、通过市场进行再配置的条件可以说已经基本成熟。
在劳力就业问题上，虽然还存在着诸如户口制度等因素的制约，统一的国内劳力市场可以说正在形成。不过，初次就业市场发展得相对好一些，但再就业市场的情况就要差一些。无论是清算还是重整，破产过程中通常都会释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力，而这些劳力正是需要通过一个有效的再就业市场来进行重新配置。而且，在破产失业和再次就业之间，还需要对失业劳力提供一定的社会保障。这个问题在发达国家一般是通过全社会的失业保险制度来解决的，以美国为例，职工因企业破产而失去工作属于非自愿失业，一般可以从政府领取六个月的失业保险金以保障生计，保险金的数额根据失业前工资水平高低而有所不同，最高可达到1600美元/月左右。这样，失业保险制度就为失业职工提供了六个月的缓冲期来寻找再次就业机会。在中国，社会化的失业保险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社会保障基金的资金来源问题尚未解决。目前国有企业虽然已经有相当数量的的下岗职工，但是其基本生活费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企业来支付的。要是企业申请破产，下岗职工的生活费就可能会没了着落，一旦这个问题大面积出现该如何解决，这是新破产法出台之前必需要考虑到的。
健全的金融制度，尤其是银行制度，更是破产法能否成功实施的关键所在。破产法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特别是债权人的利益，维护真正的市场经济秩序。在大多数国家，银行可以说都是最重要和最常见的债权人。破产制度和银行的利益可以说紧密相关，这从破产的英文“Bankruptcy”其实是由“银行”（Bank）加上“破裂”（Rupture）演变而来就可见一斑。在中国，由于长期以来在法律上禁止企业之间相互借贷，近年来证券市场虽然有很快发展，但是债券市场基本还是以国债为主，企业债券的市场规模仍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就成为整个社会的最主要借款人和最大的金融债权持有人。虽然90年代以来中国的银行制度也随着《商业银行法》等法律的通过和中央银行制度的改革已经有了一定改观，但是整个银行制度还是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国有商业银行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经营主体，因此大部分银行信贷还不能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进行约束和配置。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迄今为止还不得不将绝大部分信贷资金继续提供给效率并不高的国有企业；而效率远高于国企、被公认为是中国经济的希望所在的民营企业只能获得很少比例的贷款，以1999年为例，全国银行给民营企业的贷款只占其总贷款额的百分之一。近几年来的国企改革又将相当的企业坏帐转到了商业银行，使得原本就据高不下的不良贷款更有所增长，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宣布的官方数据，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占其总贷款比例高达25%，而不少海外经济学家的估算还要超过这个数字。可以说，国内商业银行的健康状况并不是很理想，迫切需要通过产权改革等重大举措来实现自主经营、逐步消化不良债权。而近年来国有企业破产的数目和规模一直保持相当快的增长趋势，根据最近世界银行一份专题报告的统计，中国年均发生破产案件的数目在1989年到1993年间为年均277起，到了94年－95年间上升到2100起，96年－97年更是增加到5640起。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新破产法实施后申请破产的企业数目有较大增加，必然会给已经持有大量不良债权的商业银行带来很大的冲击，甚至影响到国家金融安全。这个问题也是新破产法出台之前必须要考虑周全的。
最后从宏观经济情况的角度看，实施新破产法因为关系重大，宜在国民经济较快增长期出台，这样冲击比较小、也有利于解决问题。但现在看起来今年的情况并不会十分理想，因为整个世界经济的外部环境一下子还很难出现明显改善，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尚未走出经济衰退，这对外贸依存度并不低的中国经济有一定影响；而国内经济则面临价格走低和失业严重，通货紧缩压力增大，可以说经济进一步较快增长的基础不稳；再加上今年又是中国入世之后的第一年，这也会给经济带来了一些的不确定因素。因此，今年中国经济估计会是力求平稳的一年，应进行适当的政策调整，但重大的体制改革最好还是寄望于来年。
综上，我认为实施新破产法的时机目前并未完全成熟，要是能在国家社会失业保障制度和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后再出台会更为理想；就算是等不及非要出台不可，最好也是选择国民经济处在较快增长期的时机。
2002年3月3日早一稿于曼哈顿
（作者为纽约州执业律师，现在纽约从事公司证券法律事务）
本文曾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
#If you have any other info about this subject , Please add it free.# |
